那么，O、A血型性格对西方企业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呢？   

      在此之前，我们必需廓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一说到东西方管理模式的差异，总是习惯归结于东西方之间文化背景的不同。但文化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混淆视听的抽象概念而已。其实，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一个内容。将管理模式差异原因说成是文化因素，不过是在用文化去解释文化，就像说“地球是圆的所以它会转”一样荒诞不经。   

      另外，我们还必须纠正一个错误逻辑，即文化决定了国民性格。一说到东西方民族性格的不同，许多人总是爱把它归结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事实上，这同样出于人们对文化和性格完全表面化的理解，全然忽视了文化本身的定义——即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既然文化是人创造的，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创造什么样的文化，而不是相反。而什么样的人本质上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因为性格是标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差异的最根本特征。所以，更准确地说，应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就会创造什么样（性质）的文化”。   

      比如．湖南和苏南地区的人追求完美、注重细节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会创造出闻名遐迩的精致完美的湘绣、苏绣（织锦文化）；而黑非洲人粗被大叶、不注重细节作风，则创造出与他们性格相符的既粗犷又重点突出的非洲木雕。   

      比如，广东人性格粗放、胆大冒险的一面决定了他们会形成“什么都敢吃”的饮食文化；而在性格温和、富有同情心的北欧和日本，则几乎找不到现杀现卖的活禽市场。   

      比如，德国人、日本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会创造出兼顾外观和内在性能的、具有完美品质的汽车产品；而注重实用和具有差不多思想的中国人在汽车制造上始终无法达到品质与外观的完美统一，即使是完全照搬了德国生产线和技术标准的上海大众，出产的汽车与德国原装货也有一定差异。   

      比如，美国人敢于冒险、注重现实利益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会更多地选择负债消费、超前享受，并由此形成了类似于同样是o型人为主的中国台湾人的“卡奴”文化。与此相反，比较节俭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信用卡使用却并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