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古代学者关于《周易》重卦问题的探讨。今人对此亦有探讨，高亨说：
 
窃谓重卦之事，至晚当在殷代。《世本•作篇》云“巫咸作筮”（《周礼•龟人》郑注引），《吕氏春秋•勿躬篇》亦云“巫咸作筮”。是先秦故说作筮者乃巫咸也。《书君奭篇》云：“在大戊时，则有巫咸乂王家。”是巫咸者，殷大戊时人也。按筮之产生，盖上古巫者群众性之创造，不能专归功于殷代巫咸，巫咸之前当已有一段发展过程，然则重卦之事当在巫咸之前也。至于《连山》、《归藏》，亦以六十四卦组成之筮书，但其书早亡，不知作于何时，不能据之以考重卦之时代。《礼记•礼运》记殷有遗书名曰《坤乾》，从坤乾二字观之，此乃筮书。郑玄注谓即《归藏》之类，其说可信。则殷代已有重卦之筮书矣。由此可见，谓重卦之事至晚当在殷代，虽无坚确不破之明证，亦据先秦相传之故说，尚不至大谬矣。
 
高亨从筮法产生的角度论证了重卦的产生时间。流传至今的大衍筮法，是六十四卦系统的产物，所以重卦当发生在大衍筮法的创立之后。尽管我们无法判断巫咸筮法与大衍筮法是否完全一致，但就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巫咸筮法是易卦体系下的重大创制，故应当是六十四卦系统下的产物。那么，关于文王重卦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另外，由近几十年出土的殷商时期的“数字易卦”材料来看，其中有不少是六画卦，可见六十四卦卦画的出现，实是在文王之前。
 
比较其他三种说法，笔者认为神农重卦说是相对可信的，兹在张惠言论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述。按照传统的说法，神农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除了《系辞》中有神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述外，先秦两汉不少典籍也记载了神农的事迹。《管子•轻重戊》曰：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太平御览》引《逸周书》曰：
 
神农耕而做陶。
 
《世本•作篇》曰：“神农和药济人”，“神农作琴”，“神农做瑟”。以上是先秦文献中的说法，汉代关于神农的传说则更多更详细。《淮南子•修务》曰：
 
古者，民茹草饮水，釆树木之实，食臝螝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史记索隐•三皇本纪》曰：
 
神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新论•琴道》曰：
 
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也。
 
《白虎通•号篇》曰：
 
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由上述记载可知，神农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对象由禽兽引向植物种植与利用，五谷、琴瑟、草药、农具等都是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或发明出来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五谷巨大的繁殖能力不能不使人们惊叹；草药神奇的疗效治愈了人们的各种疾病；人们利用木头丝绳制作各种乐器，以满足沟通天地神明的需要。中国先民正是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看到了植物的神性，从而产生了植物崇拜。这种对植物神性的新崇拜，是与人类族群的膨胀、人们生产范围的扩展、生产对象的转换以及劳作手段的多样化与复杂性分不开的，从而突破了原来以八卦为代表的八大自然物的崇拜，推动人们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以记录或表达更多生产生活的内容和对自然事物、现象的理解。《周易》以蓍草进行占筮的活动，正是在对植物神性的崇拜意识下逐渐产生出来的。朱伯崑先生说：“周部落是以农业生产起家的，其迷信蓍草，实际上出于对农作物的崇拜。”笔者认为，从古典文献中神农对农耕文明具有开创性贡献的记载来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的创作归之于神农是有一定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