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便面临一个不同认识与评价的问题。首先在占卜的圈子内，很长一段时间，易占的权威性远远不如龟卜。《左传•僖公四年》：
 
初，晋献公欲以挪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通过“筮短龟长”一句，可以看出在春秋筮人的观念中，还是认为龟卜的准确性要高得多。但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是一个易占权威上升、龟卜权威下潜的时期，人们对《易经》越来越重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乃至在战国中后期，形成了研究《易经》的著作——《易传》，由之使《周易》脱离了纯粹为“筮卜之书”的范畴，逐渐成为学者借此阐释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伦理道德学说的工具。时至今日，对于《周易》评价仍面临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负面的评价亦不绝于耳。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氏对《易经》的这种评价，笔者实在不敢苟同，难道说没有《易经》，近代科学就会在中国诞生？朱伯崑说：“如果说，古代的宗教典籍，是靠信仰和迷信得以长期传播，而《周易》则是靠其自身的理论思维和中国人的智慧相传下去的。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此堪为一语中的之论。
 
清代学者陈梦雷曰：
 
《易》之为书，义蕴虽多，大抵理、数、象、占四者尽之。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六经皆言理，独《易》兼言数，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夫子谓立象以尽意，而全彖六爻之传皆称象曰，则理数之备于象可知。
 
兹就陈氏之言引申之，谈谈《易经》理、数、象、占合一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