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古代一对范畴，具有深邃又广泛的含义。在古代，因为阴阳观念几乎渗透各种学科和领域，因此它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当然作哲学概括的角度来看，作为一对基本范畴的“阴”、“阳”，反映了事物的对待性、统一性与转化性。早期的“阴间”观念，是“阴阳离合论”，由“一气”剖分为“阴阳二气”，在当时人看来，“二气”似乎是两种独立的形态。自唐、宋起，“气一元论”形态渐趋成熟，“阴阳”成为“一气”两种不同形式的观点也逐渐被明确。从张载到王夫之.唯物主义的阴阳气化学说，发展到很高水平。“阴阳一气沦”的观点•也成为传统“气论”中的主干部分。这也是气化学说，发展的必然趋向。

在王夫之看来，“理只是以象二仪之妙，气方是二仪之实。健(阳）者，气之健也；顺（阴）者，气之顺也。天人之蕴，一气而已”。(«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告子上》)在这里，清楚地可以肴到，所谓“二仪”即是阴阳，是“一气”之二式，洋言之，阴、阳即是“一气”所表现“健”与“顺”两种方式而已。“一气”的“动”与“静”、“屈”与“伸”、“聚”与“散便分为“阴”、“阳”两式。而要枢在于“时位相得”，方能分出千千万万个各不相同的品端。

合者，阴阳之始本一也，雨因动靜，分而为两，迨其成又合阴阳干一也。如男阳也而非无阴，女阴也而亦非无阳，以至于草木鱼鸟，无孤阳之物，亦无孤阴之物，唯深干格物者知之。时位相得，则为人，为上知；不相得则为弇兽，为下愚；要其受气之游，合两端于一体，则无有不兼体者也。(《张子正蒙注太和》)

说明了“阴”、“阳”原本于“一气”，无论是男人、女人、上智、下愚，还是禽兽，鱼虫、草木，都是“合两端于一体”，“一气”而两种形态《尽管阴阳交错纷繁，究其根端，“阴阳之始本一也。”

“阴阳一气”的观念，突出气数的重要地位，在《易》中，气数是从六爻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不过《周易》气数之算定，有很大的局限性，占卜的方法，有偶然性，缺乏科学依据。所以，在《周易》中“气数”的数变，被困死在繁琐不实的占筮框架之中。

“阴阳气数”，自古已有史说，周初吕尚言《六韬》“天地之盈缩”。舂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言“阴阳节”，讲的都是“阴阳气数”，讲阴阳气数为最具体的为“阴阳节”。在贾谊的《六术》中说：

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

(《新书•六术》）

古代的“阴阳节”大抵发端于历律家、兵家、农家等。从阴阳节数的参照中，观察自然、人事的生灭规律，也可以理解世事、人们的气数和命运。由于没有“占卜”方式的束缚，又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在当时也可算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在西汉初期称之为“道术”。

“道术”之说，在战国末期已有。所谓“道”，乃是阴阳动静之节数；所谓“术”，乃是制物之数也。战国、两汉时期的道术家，对“阴阳节数”问题，颇为重视。如贾谊在《新书•修正语》中说：“故道以数取谓之明，以数行谓之章，以数旒之万姓谓之藏。”可见“道术”是以气数为它的行事之准则的。

齐鲁长勺之战，是一个以气数转换，以弱胜强，很好的战例。齐国结束了宗室内部的争端，桓公即任君位，对内政实行改革。在千时一战中，击澈鲁军。他急于向外扩张，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发兵攻鲁。

鲁庄公将发兵应战，鲁人曹刿，认为当时的朝臣没有能耐，未必想得到好的计谋。于是入朝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的决策。

曹刿问庄公，您依靠什么同齐国打仗？庄公回答说：对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要分賜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对祈神的祭品，在祝辞中不敢虚报，要十分虔诚。曹刿说，这些小恩小惠的东西，不能遍施全国，人们也不会由此为您而全力出战。就是对神守点小信，神也不会降福。庄公想了又想，说：我对大小狱讼，虽不能明察秋毫，但必度情处置，不冤枉好人。曹刿说：能重视诉讼案件，倒是尽了责任，这就有力量同齐国一决雌雄了。鲁庄公同曹刿一起同往战场参与战事。

齐鲁两军对阵长勺，庄公不待齐军疲惫，就要擂鼓出击，被曹刿阻挡住了。等到齐军接连三次擂鼓进军，受到阻击后，曹刿方说，可以出击了。于是，鲁军就乘机反击，一鼓作气，勇猛冲向敌人，打退齐军。鲁庄公看到齐军败退，便要发令追击，又遭到曹刿劝阻。曹刿下车察看，发现齐军主辙紊乱；又爬上车顶上看望，见齐军的旌旗东倒西歪，判明齐军无诈，确实是败退，才建议庄公进行追击。战争取得胜利。

战争结束，庄公问胜利的原因。曹判说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还说明，当时齐国的军队败走，未立姊发起追击的原因是：齐国毕竟是大国，情况如不判明，恐遭埋伏：后来看到车轨零乱，旗帜东倒西歪，才下令大胆追击 ，来，可以从四方面讲。

一）鲁国在干时之战失败后，实行了一些取信于民的工作，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是政治准备中重要的一环。“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即使战争时，统战者，才智有不够的地方，也具备了“制胜”的基本条件。

二）占据有利的地形。处于防御地位的鲁军，在敌人进攻面前，为了更有利地击败敌人，事先占领有利的地形。选择“长勺”为战场，不仅有利于鲁军的防卫，也有利于取得本国人民的支援。'

三）在“气数”运用上，占了绝对优势。处于防御地位上的鲁军，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必须是后发制人。在双方战争展开，局势尚未显露出有利于自己方面发展。但鲁庄公急于想反攻，举动是轻率的。曹刿懂得敌气衰竭时，才发兵反攻，一举击败齐军。

四）谨慎选择追击时机。齐军溃败后，曹刿不急于追击，仔细地察看了他们的车轨、旌旗，判定“无诈”，才建议发兵追击。把胜利建筑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才有把握最后战胜敌人。

长勺之战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士气”，这也是军事上常用的“数术”。当敌人尚未疲惫时，静待时机；当敌人三鼓已尽，精疲力竭时，鲁军却一鼓作气，发动攻势，打败敌人。在战术上运用的是“后发制人”，避免了与敌人的有生力量硬拼。从理论上说，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夺之以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军事上的“阴阳术数”的运用，致使“以弱胜强”的一个范例。

当然，还有一些“军气”说，讲的并不是军队的“士气”《越绝书》中，有一篇叫“军气”的文字。它说可以从驻军营地的上空，望到青、黄、赤、白、黑五色之气。如果五色与天相接，此军不可攻打，因为“攻之不可胜”。甚至还可以从“气色”中，看到驻地将官、兵士、储粮等情况。如青气在上，其谋未定；青气在右，将弱兵多；青气在后，将勇、谷少、先大后小；青气在左，将少、卒多、兵少、军罢；青气在前，将暴，其军必来。……诸如其他赤、黄、白、黑各气的分布，也能反映出将、卒、兵、谷、谋划、素质，各方面的情况。还认为，古代的名将都应知道“气变”之道。据说伍子肯就是一个能“相气”的名将。“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这当然属于“天人相感”的无稽之谈•没有理由相信它。

西汉后期，“术数”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了。《汉书•艺文志》中，有这样一大段文字，对古代“数术”的发展作了描述：

.汉兴，改秦之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楼，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渴者陈农求遗书子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待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木数硌、有方技略。

刘歆所编的《七略》是我国图书目录中，所作出的最早的“分类”，这时的“兵书”、“医书”已从“数术”类中划了出来。而且，“占卜”、“相术”、“阴宅风水”之类，已纷纷充实到“数术”类中。以后所谓的“术数”与早期的“术数”，已经不是一码泰情了。

从“阴阳一体说”谈到“阴阳节数”，说明中国古代阴阳观念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与古代实用科学相结合，在天文、历律、兵法、医学等等方面，取得相3可观的成果，在古代“阴阳节数”往往被“易学正门”拉成是“易”的旁支；而实际上，这些与实际科学相结合的“阴阳学说”，它们所汲取的却正是“易学”中的精义；所摈弃的正是“易学”中的“占筮”形式。难怪它们具有深邃的哲理与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