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它产生之初本是卜筮之书，为人决疑定志，前知吉凶，是它的本始意义，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当然无知与愚昧是它的前提。无知之中逐渐产生它自身的对立物有知。有知反抗无知，于是宗教内部孕育着哲学。《周易》的卦辞与爻辞在模糊的卜筮语言中含有哲学的意义。至《易传》，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哲学化，《周易》最终成为一部哲学著作。这哲学围绕人生的问题展开。

《周易》所讲的人完全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出现在《周易》中。《周易》中的人概念是抽象的同时又是具体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构成人概念的规定性。由于具有抽象性，表明《周易》的“人”是一般的，不是特殊的，所言不是某甲某乙。如果“人”是特殊的，确指某甲某乙，那末就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哲学了。又由于具有具体性，表明《周易》的“人”不是抽象的，超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与自然发生关系，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活的人。如果“人”是抽象的，超现实的，人便成了上帝和神，《周易》也就不是哲学著作而是彻头彻尾的宗教了。

关于《周易》中人概念的抽象性问题与我们将要论及的问题关涉不大而且容易理解，无须在此赘言。关于《周易》的“人”的具体性问题，正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内容。《周易》人概念的具体性须分两个层次理解。人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注定是现实的，具体的。这是第一层意义。这个问题在本文后面(理想人格)将具体论述。人不但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人所生存的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运动着变化着的。这是第二层意义。这第二层含义至关重要，恰恰因为人所面对的客体运动不止，变化多端，令人苦于应付，难以把握，才有《易》的出现。假若自然界没有昼夜晦朔，风雨阴晴，没有水旱震蚀，丰盈荒歉，社会人事也是稳定不变的话，《易》之作岂不成了多余之举！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大问题。道家与儒家有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道家主张出世，鼓吹曾经是自然一部分的人回归自然，重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社会返回原始状态，人则因任自然，无为无争。企图通过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消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所以道家不可能接受《易经》，更不会把包括《易经》在内的任何古代文献视作自己的经典。儒家主张人世，强调人通过向外认识并且适应客体，向内提高道德修养，锻炼优秀品质，以寻求驾驭客体的途径，实现主客的统一。

实现主客统一(“天人合一”是它的古代用语）是《周易》的人生追求，也是孔子本人一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论语•为政》记孔子说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志于学”是开始学习。孔子说的“学”，含义广泛，包括学习文献知识、实际生活知识，也包括道德实践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孔子还说志于道”。(《论语•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见“志于学”与“志于道”不同，前者可以包含后者，后者不能包含前者。二者方法亦异志于学”主要靠积累渐进志于道”则着重顿悟。二者又有不可分的联系，有长期的渐进积累，才会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顿悟。“而立”是“立于礼”（《论语•泰伯》），因为孔子说过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三十岁时懂得了礼，才算得上成人，可以立足于社会了。“四十而不惑”，是说他到了四十岁时知识已经成足，够得上“知者不惑”（《论语•子罕》）的知者了。四十岁以前孔子基本上完成了自身与外界的沟通，即大体解决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四十岁以后进入更高的层次，对于客观世界由认识转入适应。“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客观的规律，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客观必然性，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说天命是上帝的旨意，知天命是认识到了超道德价值，就与“四十而不惑”自相牴牾了。不惑的知者怎能把自己同神联系起来。“六十而耳顺”，一切闻见，一切遭遇，都能理解，都能承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心中欲望的，必然获得;不能获得的，心中亦不欲望;心中欲望，必能获得，却又不违背客观的规律。综观孔子的自述，知道他前半生解决了做人的问题，后半生实现了自身与客观世界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孔子现实的人生追求。

孔子的现实的人生追求与《周易》是一致的。我认为，《周易》的实质性意义就在于它为人们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达到主客体的统一提供一套现成的思维设计，并使这套设计哲学化、系统化、模式化。它采取并且一直保留卜筮的形式，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妨碍我们对它的实质内容的了解，可暂不管它。古人已懂得应该把《周易》的卜筮形式同它的哲学内容分开来看。《荀子•大略》说的“善为《易》者不占”一句话就是认为真正懂《易》的人是不用卜筮的，直接用《易》的卦和辞认识世界，指导行动。《系辞传上》明确说《易》之“圣人之道”有四，用《易》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我们今日研《易》，当然更不必考虑占。我们要研究它的卦、爻、辞中蕴藏着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

《易经》有它特别的表达思想的方式，思想寓于象中，象用语言表达，语言是模糊不定的卜筮用语。因为语言是刻画象的，不直接表达思想，所以它表达思想不用逻辑论证的方法，甚至也不用经验实证的方法。一切证明全包含在象中，结论是由象得出的。它的概念和命题极为特殊。它实际上极少使用别的哲学中常用的那种概念、命题。六十四卦的卦名就是它的概念。这种概念与众不同，含义丰富又复杂，很难给它下定义。每一个卦名实际上是多个概念的复合体，甚至包含着命题在内。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是用象表达的命题。这些命题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的意义远不是什么人都能把握。

利用象构成概念和命题以表达思想的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与《周易》特殊的思维模式相适应的。《周易》自身从整体上描述、把握世界，然后又将世界划分成部分。八卦反映世界由八种不同性质的物构成。六十四卦反映世界的运动变化。世界的运动变化从时间上划分成部分。六十四卦是世界运动变化表现在时间上的六十四个部分。世界运动变化的时间上的任何部分都在六十四卦之中。时间上的六十四个部分构成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中的六十四部分是有序排列的，有始有终的。过程可大可小，大的如天地划分，万物生成，人类出现，男女有别，阶级对立，小的如一个朝代的兴衰，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视作一个过程，都可以用六十四卦来表现。一卦代表一个大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段落，一个特定的段落是相对静止的，但它的内部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变化由六个点构成，这构成变化的点就是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这种思维模式既反映自然界的变化和变化规律，也反映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变化的规律。两种对象混合在一起。两种对象的规律是一致的。自然的规律被认为是社会规律的根据。它总是从自然规律导出社会规律，即从天道讲到人道。讲天道是为了导出人道，为了讲人道才讲天道。人道的内容是大董的，主要的。

《周易》这书明显地有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它主张作为主体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积极地适应客观世界，但是它并不用任何论证的方法直接地表述，而是把卦爻的模式摆在那里，让人们自己揣摩体认，把握客体，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效果。它虽然没有直接的正面表述，但从它的实际作法中我们却看得极明白，它给人规定了与客观世界达到和谐统一的追求目标。

《易》书广大悉备，天道人道无所不包，好像一台贮藏着天下全部信息的电子计算机，人们通过它就能够解决自己的疑难，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而完成自己的事业。我说它像电子计算机，是只就贮存信息这一点说的。要论信息的性质和质量，二者怎可同日而语。电子计算机的信息是科学的，因而是细密的，精确的。《周易》的信息是哲学的，因而是粗疏的，模糊的。科学的信息提供的东西是知识性的，人们得到它用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种信息看来复杂，把握却容易。哲学的信息提供的东西是思辩性的，甚至带有伦理色彩，人们得到它用以解决人生道路、政治决策、行动方向等等大问题，这种信息看来极简约，把握却极难。计算机给人的信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白分明，无须再辨。《周易》给人的信息往往非一似一，似二非二，黑白模糊，必须细辨。在获取信息的方式上二者又截然不同，计算机只要给指令即可，要什么给什么。《周易》则不那么简单，《系辞传上》说“圣人之道有四”，即从《周易》获取信息的方式竟有四种之多，因人而异。“以言者尚其辞”，“以制器者尚其象”，这两种意义不大，我们可以不理。重要的是另两种，即“以动者尚其变”，“以卜筮者尚其占”。为了卜筮而用《周易》，通过占的方式获取信息。卜筮即算卦。算卦就是通过摆弄四十九根蓍草的办法求出六爻，从而确定一卦。卦确定之后再根据一定的原则确定七条卦爻辞中的一条作为答案，这就是占。筮与占的实质是宗教迷信，它以相信神鬼为前提，以为神鬼会就某一问题给求卦人以指示，告以吉凶，指以方向。其实完全是一种随意性，通过筮与占指给人的某条卦爻辞的信息根本不可能使人正确地认识、把握变化中的客观世界，达不到主客的统一，甚乃往往相反。其中体现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是宗教而不是哲学。这是《周易》的糟粕。《周易》是水平很髙的哲学，为什么要保留着卜筮的东西，二者不是矛盾吗？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提到。“以动者尚其变”，用《易》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着眼在《易》所展示的世界变化上。《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变化中的客观世界哲学化，系统化，模式化。用《易》的人必须根据自己当前的处境、面临的问题去向《易》中对号人座。这在古代属于高层次的哲学思维，只有“善为《易》者不占”的“善为《易》者”能够做到，一般平民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对号入座，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寻求并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那一环节已属不易，还要在确定之后正确判断自己的行动方向，以达到认识自己，把握客观，实现主客统一的目的，就更加困难。用《易》者要懂辩证法，要有较髙的逻辑思维能力。当善为《易》者如此用《易》的时候，《周易》的哲学品格便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做出结论说，《周易》给人生展示了在现实中如何认识并把握客观世界，追求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图景。它与孔子自述的“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标完全一致。一个善用《易》的人，一个富于理性，善于思辩，勇于进取，而又身心全在现实中的人，才有达到主客统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可能。这里没有宿命论，愚昧和迷信在此寸步难行，稍稍缺乏修养的人也不会得施展。我们看看卦交辞的实际情况就明白了。卦爻辞中指示行动方向的办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确指出吉凶悔吝有咎无咎，一种是吉凶悔吝有咎无咎不形诸文字，但意思是有的，藏在象里让你体会。须知吉凶等等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让你在那里消极坐等。吉凶等等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欲将可能性变为现实，要有条件。条件就是用《易》者的主观能动性。吉凶是得失。事业成功就是得，《易》曰“吉”。事业失败就是失，《易》曰“凶”。日“吉”，是指示某事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主观未能把握、适应客观，认识发生误差或者行动有所不济，那末，吉不必来，甚至可能转化为“凶”。曰“凶”，是指示某事有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主观上转化意识强，准确把握自身与客观情势的现状，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奋力争取，那末，凶不必生，甚或可能转化为“吉”。吉凶是可变的，关键在于用《易》者的主观状态。《系辞传下》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之道摆在那里，是否起作用，要由用《易》者的修养和能力决定。悔吝更体现用《易》者的主观状态。悔与吝介乎吉凶二者之间，吉凶是两头，悔吝在当中。悔吝是趋向吉凶的途径。悔自凶来而趋于吉，吝自吉来而趋于凶。人处优苦患难之中必悔，悔便有获吉的可能。人在安乐肆志之时必吝，吝便有致凶的可能。总之，悔是吉之渐，吝是凶之渐。悔与吉相连结，吝与凶相连结。吉凶是大得大失，悔吝是小得小失。悔，有过错而知悔改，眼下虽未吉，发展下去必至于吉。吝，当悔而不知悔，眼下虽未凶，发展下去必至于凶。咎与无咎介乎吉凶与悔吝之间。咎，由于吝造成，有过失而不知悔改，必吝，吝则有咎，咎比吝严重。无咎，实本有咎，但由于善补过而至于无咎。卦辞言无咎不言悔，因为无咎好于悔，无咎含有悔义，言无咎则其悔可知。《象传》中有言“又谁咎”、“不可咎”者，前者意谓咎由自取，后果自负;后者是说过错乃由于能力不足造成，可以原谅。我这里不厌其烦地说吉凶悔吝有咎无咎，意在说明《周易》处处都在强调主客统一;告诫人们必须时时注意解决主观适应客观的问題;知道主观要由客观来决定，人不可任意而为，但是人也绝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得如何，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决定意义。

实现主客统一是人生一大难题，真正做到实不容易。原因是淸楚的，欲实现主客统一，作为主体的人须正确地认识并把握客体，而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不像一座山屹立不动，凭你端详；它像一道水在那里流个不停，此刻是它，转瞬又不是它;不是它，其实还是它，让你难以捉摸。这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以“时”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映到人的头脑就是“日、丨”的观念。所以《周易》很重“时”。《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讲变化就是讲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实是把客观世界做时间上的划分。一卦即一时，乾是乾之时，坤是坤之时，屯是屯之时，蒙是蒙之时。一时之中又有变动，故有初、二、三、四、五、上六爻，各为一时之中的一个点。故王弼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是世界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的意识，人的关于变化的观念。勿宁说“时”是《周易》赖以产生的认识论基础。《周易》贵中贵正更贵时。中与正说到底都可以归到时上。可以说，时的观念是《周易》哲学的中心观念。《周易》贵时，表明《周易》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实体;《周易》贵时，表明《周易》认为世界的变化是绝对的;《周易》贵时，表明《周易》把时看作主体适应客体，实现主客统一的关键环节。《周易》天道人道都讲而以人道为主。人道问题的哲学中心是时。所以如果说时的观念是《周易》哲学的中心，实不为过。时的观念贯穿在全部《周易》经传之中。无论时字出现与否，时的观念都存在。《周易》时的观念最初来自对天道的认识。太阳的运转造成时的观念，年、季、月、昼夜、晦朔等等是人形成时观念的最初要素，然后时观念移人社会生活中，从而获得普遍性的意义。《周易》对人的要求，一切以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吉凶悔吝。此时吉的，彼时可能凶。《坤》六三曰：“含章可贞。”含晦不露好，条件是处于《坤》六三之时;倘在别的时，含晦不露就不好了。《坤》卦辞曰：“先迷后得主。”《乾•文言传》讲遯世无闷。”都有时观念起着作用。前者强调为后不为先，以处《坤》六三这个时为前提，后者鼓吹遯世无闷，以处《乾》初九这个时为前提。《周易》贵时，所以一切要求都是具体的，没有任何一个要求适用一切时间条件。例如乾“大象”说“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固然是人应有的优秀品质，而随“大象”却说“君子以向晦人宴息”。二者虽不是对立的，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周易》要求君子二者都要做到，强调什么则依时而定。这一点《周易》与《老子》有别。《老子》看重事物的变化，却不贵时，它号召为后不为先，号召遯世无闷，是绝对的，并无时的限制。

《周易》时字凡五十三见，大多是讲时观念的。诸如“时中也”(《蒙•彖传》）、“应乎夭而时行”（《大有•彖传》）、“而天下随时”(《随•彖传》）、“与时行也”（《通•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艮•彖传》）、“与时消息”（《丰•彖传》）等等，无不是时观念的明确表述。人之行与时之行偕同一致。时当止则止，时当行则行;时当消必消，时当息必息。行止消息决定于时。天道有时，人道也有时。客观世界是有时变的，人也要讲究时变。主客的统一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人能否适应客观世界的时变。《周易》还有几句关于时观念的命题尤可注意。如：

“豫之时义大矣哉”。

“随时之义大矣哉”。

“颐之时大矣哉”。

“大过之时大矣哉”。

“险之时用大矣哉”。

“遯之时义大矣哉”。

“睽之时用大矣哉”。

“蹇之时用大矣哉”。

“解之时大矣哉”。

“垢之时义大矣哉'

“革之时大矣哉”。

“旅之时义大矣哉”。

等十二句称道卦之时、时用、时义之伟大的话，我们从中看到孔子对《周易》时观念有极深刻的体会。《周易》卦中时的妙用令他感叹不已。六十四卦实质都是讲时的问題，而孔子只在这十二卦上发感慨，是有道理的。《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垢》、《革》、《旅》这十二卦都有一定的反面意义，不是完美的卦，但是如果用《易》者理解其中时的妙用，把握时的变化，便能收到积极的正面的效果。举此十二卦为例，明白卦中时的奥秘，其余各卦之时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十二卦皆重时，微观之又各有特点。例如《革》卦是讲革命的，革命把握时候最重要，不到革的时候不能革，到了革的时候不可不革，所以《彖传》言“革之时大矣哉”。《颐》、《解》、《大过》三卦同此。又如《随》卦是讲以己随人的，随人的关键是得其正，得正无固定不变的标准，须因时而定，其中有时的问題也有义的问题，故《彖传》言“随时之义大矣哉”。《豫》、《遯》、《娠》、《旅》四卦与此同。又如《蹇》卦是讲艰难险阻的，艰难险阻本是坏事，但坏事能起到好事的作用。国家处在蹇的时候，有杰出人物出来顺时而处，贞正而行，则国可治邦可正。故《彖传》言“蹇之时用大矣哉”。《坎》、《睽》二卦义亦略同。

《周易》的人生论讲究主客统一，强调积极的人生应该既不逃避现实也不做现实中的被动者，要认识并把握客观世界，像孔子那样做到“知天命”广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主客统一的目标。所以《周易》贵时，贵时的用意显然是指示人们把握、适应变化中的客观世界，以便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对于用《易》者来说，欲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现实的追求，根本的问题是能否深刻理解时的观念，在生产、生活、政治乃至道德的社会实践中主动有窣地驾驭时变。这是极难极髙的标准，没有相当的修养和能力，难以做到。在我们已知的古代杰出人物中孔子是做得好的仅有的一例。孔子自己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又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蓮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懂辩证法，善用变化的眼光看世界，因而极重时的问题，因时制宜是他说话做事看人的重要标准。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总是根据时变，根据客观世界的现实状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向，最善于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统一起来。孔子的其他一切思想都与此有关。孔子提倡仁与义，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仁义与礼不可分，仁义是内容，礼是外部形式，仁义礼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仁是解决血亲关系问题的原则，义是解决政治关系问题的原则，礼是解决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两方面问题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中这三者是分不开的。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或仁义而忽略礼，或者说孔子思想核心是礼而忽略仁义，都是不全面的。孔子自己曾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显然将仁义礼看作一体。盂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孟子也视仁义礼三者为一体，与孔子说的并无二致。从理论上说，仁义礼三者一致一体，不可分割;从实践上说，它们又不能不分割。在实践上落实仁义礼，由于时不同，侧重点必也不同。孔子一向从时出发考虑问题，所以他有时强调仁，有时强调义，有时强调礼。《礼记•丧服四制》门内之治恩摈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说的也是仁义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侧重。

总之，关于时的观念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义是孔子思想的另一个核心，仁义与礼是不可分的一体。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时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其他思想都受它的制约。孟子对此有最为明晰的概括，他说广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这话等于说，孔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一个时字。孟子接着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话等于说，在诸多圣人中，他人的长处皆在一偏，唯孔子适时而变，不拘一偏。作为一个圣人，孔子之高明处也是与别的圣人不同处就在一个时字。孟子在答弟子问伯夷、伊尹、孔子之同的时候说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孟子•公孙丑上》）伯夷、伊尹、孔子三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皆不为也”，意谓仁义是三人共同之处。孔子之伟大、高明之处不在仁义而在时。仁义，伯夷、伊尹都能做到，而时则唯孔子能行。

我讲了这么多孔子思想，因为我认为《周易》的思想实际上属于孔子，孔子的思想与《周易》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由孔子的思想能够看清楚《周易》的思想。《周易》贵时，孔子也贵时。孔子一生伟大在一个时字上，高明也在一个时字上。《周易》给人生确立了一个主客统一的现实目标，指出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孔子则是使这一目标付诸实践的榜样。